《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monetaryfinancingofbudget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在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
《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但是,《货币战争》逼真地重现了欧美银行垄断家族对世界近代历史演变的重大而又鲜为人知的影响力。该书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了当今中国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为维护中国的货币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