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役分配机制，豪强大户们必须承担劳役的主要经济负担，农户们的“疾苦”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重要的是，“免役钱”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姐”“房叔”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疾苦”的同时，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役钱”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六百贯或非情愿，然所以摧兼并，当如此！”
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亩的大小贫肥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北方5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
均输法、市易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流通中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贾形成的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节流。王安石大刀阔斧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将厢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3。针对“冗员”，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共裁州、军、监机构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5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赋压力得以缓解。
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这也许是他的政治韬略，唯恐树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导致变法难以实施。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团看在眼中，恨在心里，痛在身上。
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地“既为穷人说话，又替穷人办事”，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