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4 战国时代 - 5.1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式,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放逐”。
实在,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产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助,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的外部气力,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看美国能够为***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产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产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气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产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IT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T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产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贸易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产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尽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产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围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题目、党务题目、国际题目、农民题目和经济题目,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治理题目却“知之未几”,“对产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往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阔别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产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职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心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职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职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职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产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产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产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职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产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产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题目,就是由于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本钱,而这个本钱过于高昂。在产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进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产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动机。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反目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产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产业化的热情明显进步。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以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产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产业化起步阶段,苏***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一li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产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产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产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产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进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产业低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产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产业经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定,都亟待快速学习进步。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产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产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产业增长目
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产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给,金融财政如何保证产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题目。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题目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产业化需要往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产业部分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躲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假如实施难以到位,终极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假如苏联没有1922 – 1927年与德国的产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产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杌、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轻易!究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产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躲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假如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职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产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气力。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气力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产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产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产业项目中,可以经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身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间隔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产业化的细节困难,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心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实,由中国技术职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职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用度,产业专家在解决技术困难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产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本钱,缩短了工期;在煤炭产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一40年;在钢铁
产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假如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产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目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产业化,不再是从前远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腾飞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