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拯救了1921年的政权信心危机，避免了工农同盟的崩溃，受到了广大农民、工人、手产业者、商人和外国投资人的普遍支持，生产和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了巩固。农业耕种面积从1921年时的1.48亿英亩增加到1927年的2.22英亩，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煤产量也翻了一倍多，纺织产品增长4倍。1927年苏联的经济终于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
不过，在1924年列宁往世后，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却引发了一场根本性的争论，最后演变成激烈的权力斗争。
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边界条件下，求取经济最大产出和公道分配的艺术。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经济产出和分配又必须体现不同的优先和侧重。经济政策的选择，主要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无论是英国的霸权建立、美国的产业崛起，还是德国的经济赶超，都明显地突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实在，世界从来不曾有过尽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那种以独立个体自发形成的经济环境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
苏联当时面临的发展模式选择就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还是走向计划经济。
直到1926年，苏联人口的82%仍然是农业人口，劳动力中从事产业的比例仅为7%～8%，这让以工人阶级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情何以堪！以美国和英国人的眼光看，苏联只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如巴西和阿根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为50～100年［9］。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纲领不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阶层。继1918年以来，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闭就是家常便饭，苏联想正常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样在非正常状态下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从而有效地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呢？苏联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以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应该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方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兼顾农业、轻产业和重产业的协调发展，反对将农业当做“国内的殖民地”，以牺牲农民利益来获得产业高速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
另一派以为：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困，要在一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优先发展重产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军事产业所需要的基础。他们从过往西方进行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闭的教训中得出，未来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当时的重产业几乎没有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明显的进展，假如不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强大的重产业。因此，必须放弃新经济政策，采用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高速产业化的模式。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假如没有产业化的加速进行，苏联必然无法抵抗纳粹德国的强大攻击，结果只能是苏维埃政权垮台，苏联成为德国的占领区。以苏联的资源为后盾，德国的战争实力将进一步强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乃至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恐怕都将面目全非。也许英国政府将***海外，美国不得不扼守南北美洲，中国会长期被日本占领。
最后，斯大林的高速产业化战略成为了苏联的发展模式。他提出，苏联要在10年内赶超西方产业强国。从微观的角度看，苏联产业的发展效率比较低下，但从宏观的视野来观察，苏联产业化可谓突飞猛进。三个五年计划下来，苏联已建立起了飞机、汽车、拖拉机、钢铁、化学和国防产业的强大产业体系，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业强国。需要夸大的是，苏联产业崛起的时间之短，规模之大，是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是在完全依靠本国资源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环境中，所实现的惊人奔腾。还在战争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年产飞机就高达4000架，战争期间则达到惊人的年产3万架的规模。连德国产业的强大制造能力也渐渐抵抗不住不断增长的苏联产业实力，在军事生产能力方面，苏联已接近美国的实力。
但是，苏联的产业化成就是何等的惊人，其潜伏的隐患也就同样之可怕。
任何经济发展的投资都必须由储蓄来提供，苏联产业化之前既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也没有可借用的外国储蓄，唯一能够提供资本积累的就是占国家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高速产业化向农民索取了劳动力和食品，但优先发展重产业的策略，却导致轻产业无法向农民提供消费产品来交换他们的粮食。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产业和城市，使得农民必须提供更多的粮食，而自己能保存的部分却更小。同时，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红军，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拒尽这样的不同等交换，而要求公道的价格，情况也正是这样发生的。1923-1927年，产业产品的价格大大高过农产品价格，导致农民不愿向国家卖粮。1927年，农民卖出的粮食只占收获总量的13%，而在1913年，这一比例是26%。这样，农民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产业化的积累却断了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认定传统的农业模式不足以支持产业化的积累需求，必须搞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生产工具和牲口公有化，迫使农民生产并忍受更低的生活水平。结果是农民宁愿杀掉牲口，也不愿无偿地交给集体农庄。从1928-1933年的集体农庄推行期，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1.46亿只剧减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降到1660万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0］。从此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农业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在如此辽阔的领土上，苏联的粮食却经常养不活自己的人口。一个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在苏联的中后期却日益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已严重威胁到苏联政治经济的稳定。终极，粮食危机成为商品短缺、特权丛生、民众不满、贸易失衡和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