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罗马盛衰,浴血的贪婪之路 - 货币贬值与超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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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都说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五贤帝”政治清明,物价高度稳定,军队服从国家,蛮族不敢挑衅。其实,帝国3世纪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全部源于这一所谓的“盛世”时期。

    帝国的军事扩张停止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本不足以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文明,帝国强行推进的都市化运动,不得不依靠对农业的过度压榨。“谷贱伤农”的结果,势必导致帝国农业经济的逐步破产;“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纵容了富人集团对农民的掠夺,迫使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增加了政府“维稳”的成本,进一步压低了粮价,并加剧了土地兼并;遍及整个帝国的无产流民应征入伍,改变了罗马军队的成分,怨恨和不满的武装暴民集团,最终必然危及政权的稳定。

    “五贤帝”所戮力推行的行省都市化运动,并非基于经济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是着眼于帝国统治的政治需求,并为富人集团所乐见,庞大的帝国公路网的建设,非但没有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其建设和维护的巨大成本,反而成为拖累行省经济的沉重负担。当这种负现金流的货币循环难以维持之时,苛捐杂税与日俱增,经济活力逐步萎缩。

    “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98—117年),成功地吞并了多瑙河流域的缓冲之国色雷斯,却陷入了北方日耳曼人和东方伊朗人两面夹击的战略困境,北部边境的形势骤然复杂起来。他在东方兼并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冒险,并未带来和平的红利,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敌对。虽然图拉真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遭遇了财政上的惨败,罗马帝国几乎倾家荡产。

    农业凋敝,商业萧条,贫富分化,税源枯竭,帝国日常开支的缺口越来越大。

    117年,图拉真不得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奥古斯都时代的95%,降到了85%,货币贬值幅度高达10.5%,这相当于对整个帝国持有现金的人口征收了10.5%的隐性货币税,以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

    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是另一位举世公认的“五贤帝”,他不得不收拾图拉真留下的烂摊子。北部边境的蛮族再次大举犯境,不列颠爆发了新的战争,毛里塔尼亚战火不止,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了流血暴乱,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最终,哈德良被迫放弃了美索不达米亚,不是他的勇气和胆略不够,而是帝国的财力已不足以支撑征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