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北宋兴亡,铅华洗尽的沧桑 - 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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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宋并没有GDP的统计体系,但如果对比北宋与盛唐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有近两倍于唐朝的人口和倍增的生产率,其经济总规模大致是盛唐时期的4倍。考虑到北宋时期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都超过了唐代,因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量应该不少于唐代的4倍。

    然而事实更为惊人。

    北宋每年新增的货币量,从995年的每年铸铜钱80万贯,逐步增加到1000年前后的125万贯,1007年的183万贯,1045年的300万贯,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达到了506万贯的顶峰![4]

    这仅仅是铜钱,北宋当时每年还有100多万贯的铁钱铸币量[5],以及四川地区的纸币(初期总流通量为125万贯)。

    而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每年铸币大约为32万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为13.5万贯。如果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拐点,那么唐玄宗的天宝年间也处于唐朝的同等位置,这意味着北宋极盛时期的新增货币量,是唐朝同一时期的至少19倍。

    到1085年,北宋百余年来的累计铸币量,大约在1.4亿~1.5亿贯,加上私人盗铸和前朝仍在流通的铜钱,其货币总存量大约在2.5亿~2.6亿贯。如果以铜钱枚数计算(宋代1贯铜钱为770枚),大致在2000亿枚左右。

    在西汉时期,家产上千万铜钱的巨富屈指可数,而北宋首都的“千万富豪”则比比皆是。道理很简单,北宋铜钱的购买力与汉唐相比,出现了大幅贬值。

    在鼎盛时期,北宋有4倍于唐朝的经济规模,却超发了19倍的货币,很明显,北宋的货币问题相当严重。

    货币超发的第一个效果自然是通货膨胀。“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物价是从低向高发展的,物价指数由宋初的100上升到1150,即增至11.5倍。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期),物价有所下降,但此后到宋徽宗,又由低增高,麦和米的指数分别增至1200和1500,亦即增至12倍和15倍。”[6]

    南宋著名文人叶适在比较两宋物价变动,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物价飞涨时感慨道:“吴越之地,人口为天下的一半,土地却不足一半,而米粟布帛的价格已是从前(北宋末)的3倍,鸡肉、猪肉、蔬菜、木材、焦炭涨了5倍,田宅土地暴涨了10倍,而黄金地段的宅院和肥沃的田地,更是众人争抢而极难获得,它们的价格则是过去的几十上百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