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4 战国时代 - 8.6 中国经济腾飞的第三级火箭——农业的第二次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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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中国经济的瓶颈,往往正是解决题目的出路。
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农村繁荣则国家繁荣,农村富裕则产业化顺利。20世纪50年代如此,80年代也是如此。反之,农村凋敝,经济发展必然遭遇增长的瓶颈。
中国人口的结构,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经济增长忽略农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续。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b而农业经济在90年代中陷进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进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固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使农业的经济资源,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的状态之下。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在后15年中逐渐瓦解。
农村经济不启动,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进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
不过,农民收进的增长,尽不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所谓救急不救穷,以救穷的心态往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有效和持久的增长,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进步!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进步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的远景下,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将是启动农村第二次产业化的进程。只有产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只有超过第一次农村产业化的深度,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
城市现代的产业化,特别是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进的贸易模式,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扩散。假如80年代农村产业化是农***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给。
农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减少农产品销售流通环节存在的利润损失。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人手,将层层剥削的低效率高损耗的中间商们挤压出往,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城市居民的直接对接,将本该属于农民的流通利润大部分返还给农民,此举将很快增加农民的纯收进,开释出相当的消费能量。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高效低本钱的流通,还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源头。这种贸易模式可以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人,限定此类企业的利润上限,放手让它们在规模上获得增长潜力。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特设农业公司上市的绿色通道,鼓励此类企业优先上市。听到这个“芝麻开门”的资本咒语,众多的资金将挤破脑门儿参与进来,在激烈的竞争后,择优选择即可。
假如阿里巴巴能够向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公司愿意为数亿农户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呢?在强大的市场信息的数据挖掘中,公司将能获得高额利润,同时为农民解决最为困扰的信息不充分的困难。不要忘记,信息激荡也能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由于这种全国农户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具备重大的战略价值,各地政府、研究机构、银行、券商、基金也会成为有爱好的客户。目前中国有条件上网的农村正在迅速扩大,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启动信息化进程,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牵头引导民间资本逐步解决。政府只需要把“芝麻开门”再念一遍,不愁没有民营资本踊跃参与。
第一次农村产业化并不是对农业生产、流通、深加工、集约化进行产业化,而是填补了城市产业化的市场空缺,第二次农村产业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的食品产业化。
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农业将极大地进步生产率,大幅降低水、化肥、农药的消耗量。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以色列的滴管技术。1962年,一位以色列的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原因是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透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浇灌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著名世界的滴灌技术于1964年应运而生。30年来,以色列的农业用水基本稳定,但农业产出却翻了5翻!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到每棵植株却非常复杂。以色列研制的硬韧防堵塑料管、接头、过滤器、控制器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在以色列,“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其真谛不在于挖沟渠,而在于科学浇灌,高效用水。滴灌使每寸土地都透着高科技,电脑控制的水、肥、农药的滴灌系统是现代产业化向农业扩散的典型。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将沙漠变成了农业绿洲;日本的“一村一品”运一动,使农村变成了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人间天堂;韩国的“新农村建设”,拉平了城乡收进的差距;荷兰的“土地高效利用”,在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的狭窄土地上,创造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奇迹。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多地少的困境,但是在技术扩散、信息化、现代贸易的强大支撑下,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大跃进,使这些国家的农民收进接近或超过了城市居民。所谓事在人为,只要政府肯向农村大规模倾斜经济资源,中国农村的生产率提升并非不可想象。
更高的生产率将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刺激农村服务业的兴起,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农业人口四分天下的局面,农业、农业产业集群、城市打工与农村服务业齐头并进,同时,加快城镇建设,废除户籍制度,答应土地经营权转租和流通,进步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村落后的根源之一,在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水利、电力、交通都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卫生落后,文化娱乐单调,这些长期欠账恶化了农村第二次产业化的条件。特别是人口素质的题目,制约了生产率的进步。低素质的人口是负债,高素质的人口却是资产,这个道理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搞明白了,日本也从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实施全民教育。中国现在也看清了战略上短视的严重后果。假如现在再不痛下决心向农村的人力资本大规模倾斜资源的话,人口素质这笔沉重的负债,将会在未来以利滚利的方式加倍索取赔偿。
农村第二次产业化的所有设想都需要钱,而且是惊人数字的钱,没有资金的投进,一切都是空谈。未来5年,仅水利工程一项的投资规模就达2万亿元!这是对近20年来农村水利发展停滞的补偿。因此,启动农村第二次产业化所需资金的规模将至少数倍于此。
关键是这样大的一笔钱应该如何张罗?目前土地出让金是主流思路,但这并非最佳选择。推高土地价格,就是将土地和房地产货币化的思路,在没有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终极只能导致货币更为严重的超发,在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盛行的同时,通货膨胀和房价、原材料的上涨,也必将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压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削弱经济增长之源。那种靠土地升值,幻想着财富从天而降的想法,与美国老太太把屋子当提款机的思路如出一辙。美国老太太可以向中国老太太透支储蓄,而中国只能靠印钞票来创造“假储蓄”。
农村第二次产业化的部分资金,可以由资本市场承担,那些投资短,收益高,能上市的贸易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只要给足政策***,逐利的资本有的是。而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长线投资,资本市场一般不会参与,短期资本追求的是3年至少10倍以上的回报,那些5-10年才能见效的投资对它们根本没有吸引力。
对于农村长线投资,比土地出让金更公道的方式是发行“特种农业公债”或地方农业债。这种农业债与地方融资平台债,有着本质区别。农业债是典型的生产型负债,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很多债务则投向了华而不实的非生产型领域。2010年,中国因水灾、旱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上千亿元,间接的生产停工、贸易流通中断等损失就更大。农业水利T程的建设,将减少灾难的损失,这就直接增加了社会利润,进步了生产率,它所创造的现金流固然不像项目效益那样直观,但总的社会收益是明显而持久的,财政对农业债的利息支出,将从全社会的经济利润增加中得到税收的逾额补偿。
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投资,产生回报的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时间。但是,这种投资从长期看,可以将农村人口从负债转化为资本,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将越来越明显。对于此类投资,可以考虑发行超长期(20年或更长)特种国债,从投资回报的税收上给予减免,鼓励投资人不仅追求经济回报,而且创造社会效益。
债务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负债,另一种是消费性负债。前者比如是肌肉,而后者则像脂肪。生产性负债,假如投资远景明确,负债比率在安全限度之内,对经济发展将发挥正面作用。
发行农业债券的综合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大规模吸纳十年以来严重超发的货币,减少活动性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投机盛行的严重冲击;二是可以增加银行间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品种,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使股市与债市更加均衡。在短期内,国债与GDP的比例可能大幅上升,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农业负债是良性负债,与欧美的透支消费模式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投资将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降低农业经济的运行本钱,进步农业生产率,创造农业储蓄增量,刺激城市经济的产出,逐步消化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增加财政税收。
最核心的出发点还是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加中国把握自己经济命运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