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4 战国时代 - 8.2 中国经济腾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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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源于两级火箭推动的话,那么农村产业化则承担了一级火箭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在国家经济资源的倾斜政策中,获得了罕见的资本积累。50年代中国产业化起步阶段,靠的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输进,而80年代农村的产业化,则发端于城市产业化的扩散。在农村进行产业化,这是产业革命200年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的农村既是人口众多、广袤贫穷的土地,又是布满巨大生机和爆发潜力的神奇之地。中国革命正是从农村起步,终极形成了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战略,居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实在,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现实,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命运也就必然与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没有农民参与的武装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没有农民参与的革命,就不会是彻底的革命;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大多数农民获得实质利益的发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增长。忽视农村,它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发展阻力;而重视农村,它将会成为一个无法遏制的动力源泉。中国发展之根在农村,中国气力之源也在农村。这个简单至极的“大道”,也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初始动力。
计划经济由于无法深进、透彻和全面地理解产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因此其计划白始至终都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公道,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矛盾,又使这些不公道被高倍放大,这使得国营产业在市场中只能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线”,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场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谓的“短缺经济”现象。
当农村获得了微薄的资本积累后,机制灵活和市场嗅觉灵敏的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利用城市产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职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李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低廉的价格、品质欠佳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
这些企业大者数百人,小到几个人,固定资产多数不过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在正统的经济统计中,它们不过和个体户的规模相当,堪称市场经济中的“游击队”。它们素质低,装备差,资金弱,人数少,更缺乏银行贷款的“空军支援”,与国营产业的“***”相比,简直冷酸得难登大稚之堂。然而令人眼镜大跌的是,堂堂的“***”居然打不过“游击队”,数百万乡镇企业以蚂蚁雄兵的态势,在市场的各个领域中逐步蚕食“***”的销售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板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气力。
“游击队”取胜的主要宝贝在于“战略战术灵活”。在战略上,“游击队”进进的领域都是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有一定资源上风、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在战术上,“游击队”的经营治理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实用性和高效率,经营者能够根据市场及时作出各种决策。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职员配备,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没有职员编制约束和招工指标的限制,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临时工和聘用工,非生产性职员少而精。职工干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业可以选择职工,职工也可以选择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工资一般都由企业自己确定,多数与生产和效益挂钩,工资水平按贡献大小并随企业盈利状况而浮动,报酬能高能低,职工收进拉开了档次,多劳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游击队”依托着本乡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资源充足,劳动力本钱低廉,与当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稳固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
1980 – 1996年的大约16年中,农村产业化创造了惊人规模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在1980 – 1988年间,全国轻产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
? 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 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
? 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到1997
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进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进的35.8%。凡是农村产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地方财政收人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进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1978年至1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产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农村产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进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进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山河!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农村产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气力,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进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不是城市繁荣带动了农村,而是上亿农民通过一种独特的模式,加进了产业化的洪流,他们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当农村以这笔惊人的新增“储蓄”与城市进行交换时,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快的能源与电力增长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村产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的产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进。经过1989 – 1991年短暂的调整阶段后,1992年***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产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金融燃料”。1997 –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
此时,农村产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往,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产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往,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农村产业化的生产率的进步已达极限,农民新增的可用于与城市交换的“储蓄”已开始萎缩,而城市生产率的进步尚未突破新的极限。在双方无法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时,中国的消费市场开始快速冷却,企业利润出现萎缩。商品交易的疲软,导致了货币供给的疲软。此时,金融交易还远未成为货币供给的主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浓雾,开始弥漫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亚洲经济危机无疑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贸易条件,使题目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开始了连续27个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人们通常抱怨的通货紧缩,实在质并不是一个货币题目,也无法通过货币扩张加以解决。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在中国,它与农村产业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滞几乎同步。
回根结底,中国产业化的整体生产率,在没有外部再次强大的技术扩散刺激的条件下,将不会产生本质性的突破。
当时,巾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有人提出将这些储蓄花出往买房,经济复苏即可出现。这就是用房地产的商品化,来实现以屋子换储蓄,从而拉动房地产的庞大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将住房货币化,在鼓励按揭抵押贷款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创造.以货币增量来刺激经济产出,同时抵消通货紧缩的效应。假如分析一下这一政策与80年代初,政府通过进步农产品收购价来开释货币,以刺激农民消费力的效果,人们会发现当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经意间形成了两个收益:一是农民收进进步,导致了粮食增产,当农民以此与城市交换时,既解决了轻产业的原料供给,又刺激了消费产品的需求;二是农村初步形成了资本积累,从而掀起了一场预料之外的农村产业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兴未艾,1.3亿人口加进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雄师,大量财富创造又反过来刺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房地产货币化,固然能够起到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下滑的危险,但还不能突破整个社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过于1999年中国加进世界贸易组织(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