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4 战国时代 - 5.3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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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人民币的发行秉承了战争年代的“物资本位”的核心理念,选择了既不与美元卢布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鉴戒了苏联卢布的“计划本位”的外部特征,形成了一套以“计划驱动”货币供给、以“物资调节”货币流通的机制。
国民党在退出大陆时,运走了尽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储备,因此中国不可能像苏联卢布那样,建立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内在价值。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以英镑和美元外汇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抵押,导致金融主权逐步丧失,继而无法主导中国的经济命运,历史殷鉴不远,新中国决心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币尽不容忍卢布、美元或任何外汇来影响本国货币的发行,无论该国事敌是友,中国货币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操盘!
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精确程度来看,都远达不到苏联的水平,货币供给假如仅仅依靠计划来驱动,就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所以,终极货币供给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而是物价!
三年“大跃进”终极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次物价暴涨的源头正是由于货币超发。
在“钢元帅”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建设规模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疯狂局面,违反规律和超高目标的追求,降低了生产质量的基本要求,结果就是大量无法完成的烂尾工程,积存如山的劣质产品。但是,这些项目和生产所需的资金,已经过银行按照政府的计划要求,放出了巨额信贷。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是模仿苏联而建,在“大财政,小银行”的框架中,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政府放话,银行出钱。这些投资所形成的产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本该由贸易部分从银行借来活动资金加以购买,然后转手出售,在实现贸易利润后,再清偿银行借贷。但是,堆满仓库的残次品在市场中无法出售,贸易系统在“生产多少,购买多少”的口号下,已经将自己深度套牢。银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和贸易烂账,终极只能由国家来埋单。
政府一方面承认仓库中无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产值计划”,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虚收”所导致的惊人赤字。为了保证“大跃进”的建设规模,1960年的产业信贷比1957年飙升了12倍!更大的扩张形成了更大的浪费!60年代初,中国的财政赤字急速恶化,“大跃进”的三年累计财政亏空高达170亿元,相当于1957年货币流通总量的3倍以上!
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开始大印钞票,? “大跃进”的三年中累计增发货币达72.89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在重产业生产严重萎缩,商品供给由于农业和轻产业陷进崩溃而极度匮乏的时刻,“大跃进”新增的2550万就业人口又增加了100亿元的购买力,更加剧了货币过剩与商品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
粮食和商品的极度短缺,使得国营商店的供给完全无法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放宽农贸自由市场的限制,当海量货币杀进农贸市场时,疯狂抢购稀缺的物品的货币洪水,将粮食价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达2元,一个鸡蛋开价5毛,一斤猪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价,一只鸡几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60年代初农贸市场的物价水平,几乎可以与50年后确当今物价相提并论,而当时的丁资仅为现在的几十分分一。
这是建国初期平定战争时代遗留的超级通货膨胀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级货币贬值的财富掠夺政策,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崩溃。历史的教训,使政府意识到稳定物价已成为紧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存在着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两种价格,国营商店商品供给是计划管制,价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给。农贸市场有商品,但价格高昂。控制通胀的核心题目,就是让农贸市场的价格逐步同落到略高于国营商店的水平。这样才能稳定礼会,安抚民心。
但凡粮食和轻产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之时,国家都会开始实施定量配额供给制。1921年的苏联如此,1948年的德国同样如此。1961年,中国开始对18类商品实施定量供给,从粮食、棉布、猪肉、肥皂,到香烟和火柴,都有额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更是推出了几十上百种地方定量供给的商品限额标准,很多地方甚至连蔬菜也要定量供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给猪肉二两,口粮则普遍不足,农民每人每年供给棉布仅三尺。这些最低定量显然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但这些最低定量至少稳住了关键商品的价格。
假如说货币超发与商品短缺形成了物价飙升的现状,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有两种:一种是承认货币超发的现实,放手让管制商品的价格上涨,缩小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之间价格的巨大落差,希看定量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弱农贸市场物价上涨的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战争时代和解放初期屡试不爽的经典思路,既然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所导致,那么降低物价的关键,就在于回笼过剩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以适应物资短缺的现状。无论哪一种方法,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要刺激商品的供给增加,减轻公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情绪。
第一种方式,以提价来应对货币超发,能够暂时刺激提价商品的供给,但会导致货币供给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未必能够稳定。由于计划商品提价,必然使公众的购买力缩水,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难,只有增加工资,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供给,商品在提价的刺激下所带来的增量,在时间滞后和更多货币的追逐下,不一定能产生价格稳定的效果。结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复提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因此,提价消灭不了通胀,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通胀。
第二种方式,以消灭过剩货币来对付通胀,显然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毙命,永尽后患。在陈云的建议下,提出了用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额外提供“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店”,让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例如在农贸市场高价出售粮食而获益的农民、有高收进保障的***人士、高工资的职工、工贸易吃定息的原资本家,增加一个补充营养改善生活的渠道,从而大量消费他们的过剩货币,同时并不影响其他群体的生活。当时,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国家以高价商品大规模地收回泛滥的活动性,在稳定物价和保证市场供给方面产生了明显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社会低消费群体的明显不满情绪。
紧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农民实行“高对高、低对低”的两种价格政策。所谓“低对低”就是国家在按计划的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按低价格提供产业消费品为交换对价;“高对高”就是国家和农民议价,用高价的产业消费品来交换高价农产品,并将农民在农贸市场获得的过剩货币进行回笼。
1962 – 1964年,这两种办法在三年中总共回笼货币约45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61年底的126.7亿元,到1964年末大幅减少到80亿元。农贸市场的价格开始逐步回落,物价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仅仅稳定价格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价格疯涨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给,才能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火。这就涉及如何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不公道的物价体系。
农业经济的崩溃,显然是由于极真个产业化政策,采用过低的价格转移农业财富而导致的恶果,为了弥补农业的损失,国家从1961年开始大幅进步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产业建设的规模,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向农业进行倾斜。1961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比1960年进步了28%,比1958年进步了34.8%。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跳升,几乎立即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从1962年开始,以华东地区为先导,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开始出现粮食增产、农贸市场价格回落的现象。农业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轻产业原料供给的增加,大量的消费品开始涌向市场,贸易贸易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财政恶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到1965年,产业生产渐次复苏,多数企业开始扭亏为盈。除了煤炭等少数产品价格上升之外,尽大部分商品价格稳定。利润丰厚的化肥、西药,以及上海生产的日用热销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价:1965年的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均匀商品价格下降了4.8%,农贸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的价格重新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以“物资本位”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经济恢复期间,货币供给在大幅收缩,而商品供给在快速增加,整个经济在物价下降之中重新繁荣起来。其基本进程就是,收缩货币以稳定物价,调整价格以刺激生产,当商品供给逐渐追遇上超发的货币之时,物价将进一步稳中有降。陈云等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的实践,再次说明经济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只有不负责任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帮凶!
1948年德国面对恶性通胀时的应对之道,与1961年中国反通胀的手法,都是在严重的商品短缺和货币泛滥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采取了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缩小货币与商品的悬殊差距,终极都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效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德国与巾国削减活动性的工具,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货币本位之间的根本差异。德国事中心银行以“平衡票据”为核心工具,来压缩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同时减少货币供给,而“平衡票据”实在也就相当于未来联邦德国的国债。这代表了在“国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收缩活动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国的国债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到1965年,中国成为了地球上唯逐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难道没有国债就无法采用货币手段治理通胀了吗?很明显,国债并非是唯一的货币工具,也未必就是最优选择。用物资和商品,同样能够实现减少活动性的作用,也同样能够达到消灭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没有国债内生的利息本钱。在目前欧美各国所面临的国债困境,以及这种困境衍生出来的主权货币危机中,中国人民币的“物资本位”所取得的物价稳定和反通胀的巨大成功,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国认真鉴戒和反思吗?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国债或者外汇,是否就是一国货币发行所必须依靠的基础?这个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有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这都是在当今世界的货币危机中,世界必须严厉思考的根本题目!
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严格的计划经济,就似乎在水缸里种树,缸与缸之间彼此隔尽,根不能连着根,藤不能缠着藤,枝叶不能勾连着枝叶,中间的全部营养交换只能在严格的计划规定下进行,貌似郁郁葱葱的一***森林,但却形不成具备进化功能的生态环境。在这种刻板的人造森林中,杂草不能生长,花儿不能绽放,小鸟被限高翱翔,动物需分类罔养,狼虫虎豹尽迹,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赋予的物种之间内在的关联被人为割裂,这样的森林当然缺少生机,这种大山自然缺乏物产。假如计划不能赋予社会中各类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动力,那么短缺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