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 金融高边疆 - 8.3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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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预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预备。你们有40%的黄金预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预备量。
(美国记者不解地看着对方。)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假如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假如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须品,来做货币的发行预备,比饥不能食、冷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考。)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目。流通量增加10倍,假如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目。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美国记者:你以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把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熟悉还远未形成理论。
此时,中国***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治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治理实践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把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进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目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进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仰“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途经山东根据地往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答应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公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就会下跌。
这个办法确实管用。驱逐法币后,物价的确回落,但又出现了新题目。由于北海币的数目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求,物价下降过度。而此时根据地政府不知道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物价,反而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又遇上农产品收购季节,农民急着出售,结果是物价猛跌。固然工商局马上部署增发货币,由于银行印钞气力薄弱,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物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等到来年春荒时节,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薛暮桥和同事们熟悉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预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薛暮桥后往返忆这段历史时提到:“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目,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题目。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熟悉,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9】
根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物价本位制”,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10】。
完成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货币斗争后,根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而根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