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 金融高边疆 - 8.1 边区的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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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心***部副部长南汉宸,正匆匆走在往延安杨家岭的路上。一个小时以前,他刚接到毛泽东的紧急通知,便火速赶来。远看前面杨家岭窑洞的灯光,在冷夜中感觉分外热和。
大家简单冷暄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边区的困难情况。从1940年开始,日本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政府与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摩擦不断。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皖南事变”。
之后,蒋介石政府断尽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同时,对边区采取“封闭” 和“围困”政策,禁止货物出进边区,号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而边区从1940年起不断发生严重灾荒,造成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可以说军政职员没饭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毛泽东对南汉宸说,形势非常严重,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我们揭不开锅了。可是我们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动手。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境,毛泽东怎么会想到了南汉宸呢?
由于南汉宸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广泛的人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协助省主席杨虎城拯救陕西大旱后的经济危机,把陕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条,财政收进养活了政府职员和5万西北军。中心决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长,做“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解决边区四五万军政职员的穿衣吃饭题目。
南汉宸临危受命,当起了边区的大管家。
南汉宸确当务之急就是找粮食,没有饭吃的军队不仅打不了仗,连生存都成题目。情况的确相当严重,粮食局仓库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治理员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拾起一颗颗米粒,才凑齐了一盆,为中心来的首长做了一顿年夜饭。
经过仔细调查,南汉宸找到了题目的症结。
抗战初期,边区脱产干部和军队规模小,外来的援助多,政府实施休养生息与让利于民的政策,几乎不向农民征收粮食。但随着军政职员增加,马匹数目上升,需要的粮草越来越多,但边区政府仍不愿向百姓征粮,才造成1941年的困难局面。
南汉宸以为,假如政府财政总是夸大量进为出,而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夸大“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边区老百姓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政府要向老百姓征收粮食,是由于历史要求政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为打败侵略者进行必要的物质预备,那种片面的“仁政”观在战争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来需要14万石粮食,却只征了9万石,差额还要临时抱佛脚向老百姓两次借粮,一次购粮,百姓反而觉得不堪其扰。
南汉宸具体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在休养生息政策下,一方面农民负担很轻,1940年征收的9万石粮食,只是年产量的6%左右,而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四川农民的负担是边区的10倍!另一方面,农民手中是有粮食的。他在正月里走访的农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饺子,和红军到达陕北前,十户中有九户人家没有隔夜粮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深思熟虑后,南汉宸果断地决定,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并且向农民声明,以前的借粮一律回还,第二年不再借。【1】
随后,财政厅出面组织了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职员到各县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让他们明白:要有军队,才能保家卫国;要有军粮,才能有军队。边区是中国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区,而边区人民的幸福是***军队创造的,也是靠军队来保护的。军队要保护人民,人民要供给军队;没有粮食,军队就无法生存。
通过宣传,征收粮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和支持,收足的粮草基本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使边区度过了迫在眉睫的难关。后来,南汉宸考虑到土地革命后,农民贫富相差不大的情况,提出以各户实际收获量为依据的农业累进税制,使大部分农民负担农业税,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公道,人人为抗战做出贡献。
粮食题目得到缓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须品仍十分缺乏,只能从边区外运进来,而国民党又搞封闭洽商。南汉宸苦苦思考对策,他以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资,通过贸易才能打破封闭。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陕北有三宝:食盐、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体轻占地方,搬运起来很麻烦;毛皮产量有限,边区自己还不够用。于是,食盐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时,陕北的食盐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上风。抗战以来,海盐为日军控制,无法运过来,而邻近的其他产盐区产量逐年减少。陕北产盐区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西北地区主要食盐的供给地。有了食盐这样的战略物资,边区就占据了贸易的制高点。
为了解决盐场技术落后、产量低和运销条件差等题目,边区财政厅专门设立盐务局,负责食盐的生产和运输。盐务局组织军队参加打盐生产以进步产量;以公道的价格同一收购军队和百姓打的盐;鼓励百姓运盐,运盐户运费收进不交公粮,还可分得卖盐利润;财政厅拨款整修运盐道路,沿途设立客栈,解决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题目。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群众为了运盐赚钱,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国民党对边区运出来的盐,先是切断,后来实在堵不住,又利用运输分散的弱点,让运盐户互相压价。针对国民党的阴谋,边区盐务局实行统购统销,先把运盐户的盐同一收购,等待时机再进行倾销。当盐务局听说四周的产盐区都被日军占领后,马上把食盐价格涨了一倍,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死撑着,不久盐务局就得到了正确情报,国民党当局的食盐库存快见底了,就不动声色等待他们上门。过了20多天,阎锡山方面就主动上门求购,几天后,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这样,政府的运盐计划顺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闭,保证了边区的物资供给。
为了沟通边区和国统区的贸易,南汉宸还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了发动群众,曾经广交三教九流,在帮会中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当地龙头大哥都要尊南汉宸一声前辈,听他调遣。南汉宸通过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土特产送到西安出售,然后购买药品、布匹等边区急需的物资,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除了把握战略物资和买通贸易渠道,南汉宸和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议独立发行边区货币,把握货币发行权,以自己的货币来扶持贸易和经济发展,使边区度过了财政困难。
1941年边区赤字超过5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实现盈余1000多万。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南汉宸,就是靠着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调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边区的“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拯救了边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