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 金融高边疆 - 5.5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更多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心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同一货币。没有同一的货币,就不会有同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同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同一货币的条件,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同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同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银号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银号,银号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同一货币,银号会失往兑换权,也就失往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银号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题目,国民政府也算早有熟悉,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以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银号,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心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治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身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同一,使得蒋介石货币同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心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尽看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心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 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进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进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H调为中心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H给排挤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H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H)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由于蒋介石为了讨伐***及扩张武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回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同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同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式。四行就是中心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心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进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往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往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心、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愉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预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心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心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心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心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忽然接到中心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请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往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进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把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预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预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根据***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进。全国禁烟局每年收进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组织把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往财政部长后继续保存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把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贸易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产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支属的私人投资,终极控制了数目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往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心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心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心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心银行体系把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心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心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把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心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把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心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