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 金融高边疆 - 5.3 改组与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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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的中心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心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心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贸易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H,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H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心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H以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看”。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轻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假如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预备唱一出好戏!
张嘉H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贸易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H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道”。紧接着,张嘉H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出色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H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H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愉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隐士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由于事先有了充分的预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H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公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取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往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H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后来张嘉H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H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把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召募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心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