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3 金融高边疆 - 2.8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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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在湖北汉阳,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是当时整个东半球最强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公司。它的出现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国际***称之为“中国之雄厂”,视其为中国睡狮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后来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早了两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大清帝国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成为洋务运动的样板工程。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完全具备问鼎世界钢铁托拉斯的潜力。假如汉冶萍公司能够成功,那么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奔腾,在铁路、轮船、军工、机械制造、冶金、矿山等一系列重产业领域,带来一场真正的产业革命,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20世纪前期的悲惨命运,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钢铁产业是一切产业的脊梁,缺乏钢铁产业的国家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来的。大清帝国的洋务派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力主开办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边疆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汉冶萍公司难逃悲惨的命运。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预备筹办炼铁厂,实在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尽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给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存。“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什么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崛起的具体办法。这种学习必须要有脚踏实地和认认真真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国议会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后,政府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产用度、厂址的选定等题目展开调研,经过11次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后才确定预算与计划。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题目。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本钱。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视。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给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本钱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15】到1896年,汉冶萍共消耗白银568万两,张之洞再也撑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怀来收拾残局了。
当时中国能够有实力吃下汉冶萍的,恐怕就只有掌控着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分的盛宣怀了。作为洋买办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办企业也很有一套。对汉阳铁厂觊觎已久的盛宣怀,在接到张之洞的力邀之后,提出了反报价,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由于把握了铁路就把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同意。而铁路融资必然通过外国银行借债,盛宣怀在其中将大有好处。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到任。
汉阳铁厂面临最急迫的困难是焦炭,没有燃料就无法生产。为此,必须对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同时还要修筑铁路把煤运出来,这需要白银500万两,改造适应大冶铁矿的高炉,建立轧钢、钢轨、钢板厂等,又用了白银300万两。直到1909年,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 此时正遇上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宝贵时机,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粤汉、京汉等铁路的钢轨都用上了“汉阳造”。当年汉冶萍就实现了盈利。到1912年,汉冶萍的资产有940万两白银,但负债高达2400万两。
显然,汉冶萍需要再融资。就在此时,致命的题目出现了。
盛宣怀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下来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牵头,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举借债1500万日元。与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样,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变本加厉。提出了贷款时间延长,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以极低的价格向日本提供矿石和生铁并长期锁定,以及未来贷款只能由日本提供等无理条件。
日本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给几乎都取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日本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将汉冶萍作为日本钢铁的原材料供给基地,保证八幡制铁所生产高附加值的钢材。于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生铁产量的54.87%都输往日本。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给对日本的军事钢铁产业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16】同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又有多少屠杀中国人的枪炮弹药,是出自中国自己的铁矿和生铁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钢铁价格暴涨数倍。由于对日借款将生铁和矿石价格锁定,导致汉冶萍无法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战争期间,售给日本的生铁和矿石相当于给日本无偿贡献了1.15亿银元!足够偿还几遍日本的贷款!尽管如此,战争期间,汉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万两白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重现亏损。
1915年,日本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专门提出汉冶萍题目:“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四周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既然日本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难道精明的盛宣怀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但他却帮日本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他的出发点是如何保护自己庞大的家业不被革命党人查抄,为此不惜引狼进室,挟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凯曾想过将汉冶萍收回国有,盛宣怀果断反对,他迫不及待地密电日方,希看尽快将汉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长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17】日本很“关心”盛宣怀的健康情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后只能活五后”,恐怕五年以后,“别以取代,关系忽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敲定。出于私利的盛宣怀也就一步一步地投进日本人的圈套,使汉冶萍陷于日债而不能自拔,最后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被国民政府收回。
事实表明,一个由官僚买办阶层主导的洋务运动,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进别人的掌中。假如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心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心银行,即1905年景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同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贸易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爱好。银号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产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假如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产业相结合,早晚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根子,失往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根子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往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看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